期刊精粹 | 城市韧性与新奥尔良的复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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城市的韧性从何而来？一座被摧毁的大都市如何才能重建空间肌理、恢复社会结构和文化认同？什么因素决定着新奥尔良能否从卡特里娜飓风中重新崛起，成为一座多元、包容的大都市？尽管城市具有超凡的生命力，然而在卡特里娜登陆后的几周内，媒体和流行刊物上充斥着关于新奥尔良将一蹶不振的可怕预言。在新奥尔良市警察局副局长沃伦·赖利看来，这座被亚特兰大宪政报头条称为“奄奄一息”的城市，已经被完全摧毁了。美国众议院议长丹尼斯·哈斯特尔特忠告，鉴于新奥尔良市危险的区位，也许重建这座城市并非明智之举。华盛顿邮报一篇署名为乔尔·加罗的文章用醒目的标题描绘了新奥尔良的未来：“一个悲哀的真相：城市并非永垂不朽”。
地方的持久性（persistence）
然而，历史告诉我们不一样的真相：现代城市有着近乎神奇的能力，哪怕遭受灭顶之灾也能够涅槃重生。尽管我们的确曾经永远地失去一些城市：维苏威火山埋葬了整座庞贝城，现在的墨西哥瓦哈卡市（Oaxaca）附近的蒙特阿尔班（Monte Alban）曾被西班牙征服者永久摧毁，但这些都是历史的偶然。辉煌一时的迦太基城也曾在第三次布匿战争（the Third Punic War）中被罗马人彻底摧毁，但事实上这一史载有名的灭亡并未持续很久。的确，罗马人曾将这座城市夷为平地，据说甚至在这片土地上遍洒盐粒以使其寸草不生。但是在奥古斯都统治时期，罗马人最终自己复兴了这座城市，迦太基港成为他们在非洲殖民地的重要行政中心。尽管随着时间的推移，人类自身造成重大破坏的能力不断提高；在已知的自然灾害频发地区，城市的规模也不断增长，但现代城市的生命力和耐受力却在持续增强。从19世纪至今，几乎没有一座大城市被永久性地摧毁或遗弃（马提尼克岛的圣皮埃尔 [St. Pierre, Martinique] 是为数不多的例外之一。1901年由于火山喷发，岛上30000多居民全部罹难）。虽然20世纪被称为人类历史上独一无二的大破坏时期，那些曾被摧毁的城市，如广岛、东京、华沙、德累斯顿、柏林以及贝鲁特，全部依然坚强地存在着。而那些被自然力量重创的城市同样如此。1906年，得克萨斯州的加尔维斯顿（Galveston）被飓风席卷；1906年，旧金山遭到了地震和火灾的侵袭；1976年，中国唐山大地震，至少25万人失去生命；而1985年墨西哥城遭受了更为严重的震灾。这些城市无一不损失惨重，就此深刻改写命运轨迹；然而令人赞叹的是，它们中的每一座，都在浩劫中幸存了下来甚至重新繁荣兴盛。
现代城市为何能够如此迅速地复兴？部分原因与民族国家的兴起密切相关，国家的既得利益与城市尤其是首都的福祉息息相关。如果一个国家对其城市的复兴无所作为，那么无疑是在向国际社会显露自己的软弱无能。而私人产权的绝对所有权的出现事实上建立了一种几乎坚不可摧的空间组织途径；即使一座城市被原子弹夷为废墟，只要法律证件依然存在，用地红线就能够得到重建。伴随着产权制度的是现代保险产业，一种基础性的保护制度的兴起，它鼓励快速重建；保险金的理赔通常依据实际损失和区位，并促使产权所有人在原址原样重建。城市基础设施的层级网络也使得现代城市中的场地具有“黏性”（sticky）。在大灾难中，坚实的混凝土地基和深埋的基础设施通常能够幸存，这就使得一般情况下地块不会被轻易废弃。更为重要的是，促使一座城市最初发展的地理和经济优势（如迦太基的深水港口，以及芝加哥在美国中西部的中心区位）通常能够幸免于难。
城市不仅仅是建筑
显而易见，现代城市几乎是坚不可摧的。同时毫无疑问，一场灾难会深刻地改变一座城市的财富和命运；而更加令人瞩目的韧性和恢复力也在于此。的确，重建一座城市是可能的，甚至在没有充分恢复的情况下英勇地进行。然而城市的韧性远不止于重建。劳伦斯·韦尔和我尝试提出的这一观点在2005年出版的著作中已有详细阐述。2001年“9·11”恐怖袭击不久后，我们进行过一次专题座谈会和研讨，这本名为《韧性城市：现代城市如何从灾难中复兴》（The Resilient City: How Modern Cities Recover from Disaster）的文集正是脱胎于此。这本书研究了历史上大量灾后重建复兴的案例，通过这些研究，我们构建了一个研究框架，分析灾后城市化过程的共性和关键性差异。在书的结论性章节“韧性的原理”中，我们提出一个问题：一座没有韧性的城市能否被重建？我们给出的答案在某种程度上与我们提出的12条原理中的最后一条相吻合：“物质建设过程是必须的，但它不是使城市复兴并富有韧性的充分条件”。中断的高速公路可以重新连接，建筑可以被修复甚至修建得比从前还要高大，通信系统可以被再次联通。但是城市并不仅仅是这些建设的简单集合，它还包括社会和文化属性的高度复合，而通常情况下，正是这些属性赋予了一座城市最为典型的特质和认同。城市建筑物的损坏固然严重，但公共机构和社会结构的分崩离析则更加糟糕。为了实现完全意义上的城市复兴，幸存者和避难者的家庭、社会和宗教网络必须被重新联结。“城市复兴并非单纯是一幢又一幢建筑的重建，而是以关系网络和区域为基本单位进行的重建；其重点在于重建无数的社会关系，这些关系嵌于学校、工作场所、托儿所、商店、宗教场所和娱乐休闲场所内”。
有时灾难摧毁了一座城市的社会基础设施，但建成环境却完好无损。最为典型的案例是，城市遭遇严重的传染病，如黑死病大幅度地削减当地人口，但对城市的物质空间几乎没有造成任何破坏。1898年席卷美国北卡罗来纳州威明顿市（Wilmington）的种族骚乱是另一种案例，对整座城市造成了惨痛的伤害。在19世纪，威明顿是北卡罗来纳州最大且最为重要的城市，同时，它也是大批非裔美国人的家园，他们中有不少人在当地的工商业界占据着重要的位置。1898年11月10日，一群白人至上主义者放火焚烧了威明顿黑人报纸《每日纪事报》（Daily Record）的办公室，并展开了一场大屠杀，可能导致了上百人丧生。在这一事件中，除了一些建筑在随后而来的骚乱中受到破坏，威明顿的建成环境几乎没有受到大影响，然而这次骚乱彻底摧毁了当地白人和黑人和平共处的能力。众多当地黑人企业家和熟练工匠被迫离开，从而导致了这座城市经济的破产。威明顿从此再也没能从这场种族骚乱中完全恢复，逐渐沦为一座二线城市。
同样地，如果灾后重建是由外部力量强制介入进行，而没能得到当地民众的认可和支持，城市复兴也是难以实现的。格尔尼卡（Guernica）的案例证明了这一点。位于西班牙北部的格尔尼卡的巴斯克（Basque）由于重建工作受制于被憎恨的政权，导致其在整整一个时代都未能复兴。格尔尼卡是一座象征巴斯克人独立自治的中心城市。1937年，应西班牙独裁者佛朗哥的要求，希特勒的秃鹫军团轰炸了这座城市，格尔尼卡就此被夷为废墟。为了测试饱和轰炸技术，以便以后在英国、波兰和其他地区使用，希特勒下令在四月下旬一个忙碌的赶集日粉碎这座城市。毕加索以此为主题的不朽名画《格尔尼卡》使得这场轰炸为世人所知，这幅画后来也成为战争恐怖的象征。不为人知的是，佛朗哥于1946年就完成了整个城市中心的物质重建。然而，直到1975年佛朗哥去世，这座城市才彻底走出当年那场轰炸的阴影，获得情感与心灵上的痊愈。
韧性的起源
影响一个城市韧性的因素是多样的，不同城市的内在恢复能力各不相同。有些因素是更大的政治、经济现实作用下的产物，不会轻易改变。例如，一座经济繁荣、结构多样的城市，其复兴速度将远远超过经济衰弱、结构单一的城市。
同样地，城市规划可以极大程度地提升一座城市的韧性。面对灾难与危机，训练有素的疏散和完备的应急管理预案可以将城市的伤亡和损失降到最低。投资于减灾规划行动可以大大降低城市的脆弱性。美国联邦政府在1993年成立了“联邦应急管理局减灾理事会”（Federal Emergency Management Agency Mitigation Directorate），从而将减灾规划制度化。7年后通过的《减灾法案》为联邦政府和地方政府进行减灾规划提供了激励措施和技术支持。虽然2001年的“9·11”恐怖袭击之后诸多举措都被搁置了，但这一现象可能再次改变。正如戴维·戈德沙尔克近期写到的，卡特里娜飓风“再三强调了一个简单却不容辩驳的教训：防患于未然，远胜于亡羊补牢”。这一道理对商业企业也同样适用。约西·谢菲（Yossi Sheffi）在他的著作《韧性企业》（The Resilient Enterprise）中认为，防范这种潜在的“高强度/低概率的灾害”（high-impact/lowprobabilitydisruptions）对于建立一个具有韧性的组织至关重要，所以应增加重大基础设施的“冗余容量”（redundant capacity）。在城市层面上，这意味着要制定多重疏散路线，为应急管理人员提供后备电网或通信系统，或者提供社区避难所和饮食储备。
然而最终，城市和企业的韧性还是归结于人。一个企业的足智多谋仅在于它的雇员与管理，而一座城市的韧性仅在于它的市民。纵观历史，有韧性的市民才能成就有韧性的城市。在二战开始之初，一种“伦敦大轰炸精神”（Blitz spirit）支撑着伦敦市民在纳粹德国空军夜以继日的轰炸中坚持下来。在这种精神的感召下，甚至连阶级分化都显得微不足道；白金汉宫和伦敦东区的工业区一起遭到了轰炸。政府部长们断言轰炸会导致大规模的混乱和士气低落，但值得庆幸的是，他们的担心被证明是多余的。2001年“9·11”恐怖袭击后，纽约自发组织的烛光守夜活动和非正式的纪念仪式让人感受到一股真实的凝聚力和温暖。随后的2003年8月，在美国东北部发生的大规模停电中，这种凝聚力再次显现，这与1977年纽约大停电引发的“恐怖之夜”（Night of Terror）形成了鲜明对比。
1985年在墨西哥城大地震的余波中，出现了另一种不同形式的韧性。这场地震考验了政府的合法性和权威，揭露了墨西哥政治领导的缺陷，有些事件中甚至出现了惊人的权力滥用现象，而这些被揭露的真相成了政变的催化剂。墨西哥政府应对地震的第一反应是组织重建重大基础设施系统，但常常以牺牲城市居民的基本食物和避难需求为代价。地震还暴露了政府的腐败行为，从而煽动了更为强烈的不满：比如新建的市政大楼粗制滥造，在地震中被夷为平地；警察局地下室中存有实施酷刑的证据。这些问题的揭露促使首都市民要求进行政治问责，并重新安排重建的优先顺序。正如戴安·戴维斯在《韧性城市》（The Resilient City）一书中提到的，“在震后的日子里，人民开始自发组织起来，在没有政府部门的帮助下，接管城市重建和复兴的种种事务，让城市重新变成人民自己的城市。他们的努力保证了从住房到医疗服务的一系列活动得以恢复正常”。草根运动引发了持久的政治改革，带来了新的政治领导阶层，以及为市民修建保障性住房的承诺。
在新奥尔良发生了许多鼓舞人心的展现市民韧性的故事。新奥尔良低九区（Lower Ninth Ward，整个新奥尔良的最低点，也是遭受卡特里娜飓风肆虐最严重的地方）是非裔美国人的聚集地，区域内近60%的房屋产权属于非裔。低九区被摧毁后，居民们一直在争取重建的机会。新奥尔良东部的越南裔工薪社区“凡尔赛”（Versailles）也被卡特里娜重创，整个社区全部被洪水淹没；住房和商业设施被摧毁，社区周边大量的商品菜园也未能幸存。然而，共同遗产保证了少数族裔社区的社会建构。这给予当地居民一种超乎寻常的公共韧性。正如《纽约时报》报道的，越南人“将当地的教堂作为指挥部，组成社区团体进行重建工作。一个团队负责维修、清洁房屋，其他人负责安排众人注射破伤风疫苗以预防可能发生的疾病，同时提供针灸治疗以缓解人们的紧张情绪。另一个团队负责采购食物，为整日忙于检查财产损失的家庭提供辣味炖菜和米饭。亲朋好友们相互接送上下班、做礼拜，有人在得州找到了暂居地，亲友们甚至往返于两地之间进行接送”。
这次灾后余生无疑强化而非削弱了越南裔社区和新奥尔良之间的纽带。正如社区中的一位神父对《时代花絮报》（Times-Picayune）所言，“在卡特里娜飓风袭击之前，我们说家园，指的是越南社区……但是现在，家园对我们来说就意味着新奥尔良”。
其他地区的人则没有得益于这种紧密联系的社会网络。新奥尔良许多损失最惨重的社区同时也是最贫困的，并且面临着复杂的社会问题，包括破碎的公立学校体系、毒品问题和帮派暴力。那些已经在贫困线上挣扎的人们发现，要从这一毁灭性的打击中迅速恢复过来异常困难。诸如此类的众多新奥尔良人的韧性已经变得不堪一击。
许多家园被淹没的居民逃往市区的超级穹顶体育馆和会议中心避难，随后又被撤离到远离新奥尔良的地区，然而我们至今都不清楚，到底有多少人离去，又有多少人归来。2005年10月初发布的一项调查，是最早的一批关于新奥尔良撤离人口的综合调查之一，它引用了美国红十字会的数据，结果显示39%的撤离者（相当于约50000户家庭）没有重返新奥尔良的打算，其中绝大多数是穷人和黑人。如果数据准确，那么这次撤离将是这一代内美国最大规模的国内人口迁移。这次人口迁移的影响将遍及全美的所有社区，但无一超越新奥尔良。
如果城市的恢复能力极大程度地依赖于它的市民，那么人口流失确乎是悲剧。讽刺的是，新奥尔良得以恢复为一座真正意义上强健的城市，而非之前的主题公园，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那些在灾难中遭受重创的人们。游客和来此参加会议的人或许带来了复兴所需的资金，然而那些低九区、珍特利区（Gentilly，新奥尔良一个原本比较富裕的中产阶级社区）、新奥尔良东区和其他受灾社区的居民才是构成“快乐之都”（the Big Easy）生机与活力的关键所在，他们传承着他们的传统习俗、饮食文化、音乐遗产、特殊习惯与语言习惯，这一切使得新奥尔良与众不同。地理上的分散使得开展草根主义行动变得极为困难。那些可能形成联盟的人群被分散到全美各地，彼此间难以取得联系，像墨西哥城那样发动一场战役进而推进改革运动变得非常困难。一些批评家因此指责联邦政府拒绝分享关于撤离者去向信息的行为。更有甚者，一些家庭曾试图返回新奥尔良，却由于城市内缺少临时住宅和其他障碍而受到阻挠，其中一些障碍被解读为“显然是为了阻止黑人居民的回迁而设计的”。也许，正如美联社近期发表的文章所述，“卡特里娜飓风被证明是美国黑人遭遇过的最为蛮不讲理的城市更新工程”。
城市规划者获得的教训
正如他人一样，我试图探知新奥尔良在遭遇了过去的自然灾害后是何去何从的。但是战后美国的城市更新经验似乎可以提供更相似的历史参照。20世纪50年代，城市更新的目的旨在消除市中心附近的“城市萎缩”（urban blight），主要手段是资助市中心附近的商业再开发，然而政府也含糊其辞地承诺会为由此而无家可归的人提供公共住宅。在美国的几乎每一座大城市，城市肌理的整体痕迹都被抹除了。当然，正如简·雅各布斯（Jane Jacobs）、赫伯特·坎斯（Herbert Cans）和其他人所说，虽然这类地区常被认为是贫民窟，但事实上它们都是充满活力的社区，混居着黑人、白人、西班牙裔和其他少数族裔。黑人在城市更新中首当其冲地承受冲击，这种做法在当时通常被称为“黑人清除”（negro removal）。
正如彼得·霍尔在他的著作《明日之城》（Cities of Tomorrow）中写道的，“一座又一座城市——费城、匹兹堡、哈特福德、波士顿、旧金山——被清除的区域都是繁华的中心商务区附近的低收入黑人聚居地”。匹兹堡金三角区的拆除置换出了大约5400户家庭，他们当中的大部分都是非裔美国人（Hall,1988）。在堪萨斯城，当土地清理再开发局开始推平“市中心附近主要的黑人社区”时，当地媒体大力欢呼城市更新的允诺——“一座没有贫民窟的梦想之城”。圣路易斯的城市更新平整了磨溪山谷（Mill Creek Valley），该地是中西部地区一座生机勃勃的非裔美国人文化中心，也是拉格泰姆（ragtime，美国流行音乐形式之一，产生于19世纪末，是一种采用黑人旋律的早期爵士乐）和爵士乐的诞生地（斯科特·乔普林[Scott Joplin]在这里定居，约瑟芬·贝克[Josephine Baker]、迈尔斯·戴维斯[Miles Davis]和蒂娜·特纳 [Tina Turner]在这里出生）。20世纪50年代中期，圣路易斯的首席规划师哈兰德 ·巴萨罗姆（Harland Bartholomew）公开宣布，拥挤不堪的磨溪山谷是一个贫民窟，并将这一区域作为城市更新的主要目标。20世纪60年代，拆迁清理将磨溪山谷变成了一块465英亩（约188h㎡）的荒地，被当地人称为“广岛平地”（Hiroshima Flats）。6400多所住宅和40多个教堂被拆除，2万多居民被撤出，其中95%是非裔美国人。磨溪山谷的故事在美国各地不断重复上演，时至20世纪60年代中期，这类城市更新共迁移了大约100万美国人。卡特里娜飓风造成的最大伤害施加给了同样的人群。
然而，在城市更新的经验中仍存有希望。新奥尔良在未来能否重新为一座强健的、包容的大都市，很大程度上将取决于成千上万撤离家庭是否决定回归故土并参与复兴。我们对影响这些家庭决策的因素以及促使更多人重返新奥尔良的激励机制知之甚少，但从那些针对城市更新中被摧毁社区的研究中，我们知道，即使城市的物质环境被完全摧毁，公共机构和社会网络却常常能够幸存。即使背井离乡，那些在“老街坊”中形成的纽带依然能够维系。正如波士顿老西区的案例，虽然社区已被推平，但多年来老西区的居民一直保持非正式聚会，最终发起了一份季度报纸，即《西区人》（West Ender）。即使是圣路易斯声名狼藉的普鲁伊特-艾戈社区（Pruitt-Igoe Houses，以美国政府 1949年发起“住房运动”为背景，由山崎实 [即雅马萨奇] 设计的廉租房建筑群，最终由于种种原因成为无可救药的犯罪社区。1972年3月，圣路易斯市政府在花费500万美元整治无效之后，将已成“不宜居住项目”的普鲁伊特-艾戈住宅区全部炸毁），那里先前的居民们在社区已然销声匿迹后依然保持着联系。28年来，他们一直保持着一年一度的聚会。“几乎没有人重提当年的悲惨故事，关于犯罪、破坏公物、崩溃的绝望和持续数月的难耐酷热”，一家当地报社报道了2005年的聚会，“取而代之的是，他们谈论对于社区意识的亲身感受……”。
如果曾经居住在声名狼藉的公共住宅的居民们尚能对从前的社区生活怀有美好的怀念，那么新奥尔良那些暴风席卷的邻里社区无疑更有希望。毕竟，普鲁伊特-艾戈只是一个短暂存在过的社区，仅仅是遗存丰富、根源深厚的新奥尔良的一小部分。新奥尔良是一个具有高度“黏性”的地方，与美国其他大城市相比，它也是居民出生率最高的城市之一。根据2000年的人口普查，84%的新奥尔良人出生在路易斯安那州（美国人口普查局）。在卡特里娜飓风来袭后，他们中成千上万人被迫逃离这里，现在许多人已经在远离墨西哥湾的地方找到了更好的新生活。对许多撤离者来说，在新奥尔良失去家人和朋友的悲伤将逐渐被新生活的喜悦取代。在另一方面，在未来的数月里，随着整座城市被清理干净，更多的住宅修建完毕，人们渴望留下来生活，新奥尔良的“地方吸引力”（pull of place）将会变得更强。
一座新城市将拥有新居民吗？
新奥尔良有着相当高比例的本地居民，但这并不完全是积极的，同时也是这座城市对外来者吸引能力弱的体现。众所周知，新奥尔良多年来一直在与严重的经济和社会问题作斗争。这座城市的人口大约在1960年达到顶峰，超过60万人集聚于此；卡特里娜来临之前，这座城市仍有46.2万居民。但这一数字可能再次发生变化。重建和清理工作需要大量的劳动力供应，依靠本地劳动力是无法满足的。成千上万的西班牙裔工人已经进入新奥尔良填补了这一空缺，并有望就此安家。正如格雷戈里 ·罗德里格斯（Gregory Rodriguez）近期在《洛杉矶时报》（Los Angeles Times）上所言：“不管政客和活动家们有何想法，非裔美国人和贫困的白卡真人（美国路易斯安那州人，原系阿卡地亚法国移民后裔），都不会是第一批参与被卡特里娜摧毁的墨西哥湾和新奥尔良重建的群体。拉丁美洲移民才是最积极的，他们中的许多人甚至是非法入境的。而在完成重建工作后，他们将留在这里，将新奥尔良变成一座像洛杉矶一样的城市”。在佛罗里达州，安德鲁飓风侵袭过后的建设繁荣期中也曾出现过类似的人口转变。
洛杉矶的中南部在 1992年的“罗德尼·金起义”（Rodney King Uprisings）中受到严重破坏，随后大量涌入的拉美裔移民改变了这里。在暴乱中被暴徒摧毁的超级市场被墨西哥最大的食品零售商希甘特（Gigante）取代，而非美国本土随处可见的劳尔夫（Ralph’s）、沃恩Vonn’s）或者艾伯森（Albertson’s）。威廉·富尔顿在《韧性城市》中写道，这些新居民为中南部注入了“自信、活力和绝对的肆无忌惮”。如果城市中原住的众多非裔美国撤离者不愿意重回家园，市长雷 ·奈根（Ray Nagin）的预言——这座城市将“被墨西哥工人占领”——将成为现实。当然，如果当地经济终究未能复苏，这些新居民也不会继续留在这里。
最后，新奥尔良曾经经历一系列移民浪潮，而大规模涌入的西班牙裔只是其中最新的一批。新奥尔良是美国最多元的城市之一，它是一个充满了变迁和改革的地方，令人赞叹的文化多元性造就了这座城市，其中包括法国和西班牙混合的克里奥尔人、非洲和加勒比黑人、德国人、爱尔兰人、意大利人、英裔美国人等汇聚而成的文化。现在，在卡特里娜飓风后重归故土的避难者们将与另一批期望安家于此的人们共同重建新奥尔良，并赋予这座城市新的生命。
作者：托马斯·J·坎帕内拉，北卡罗来纳州立大学教堂山分校城市规划与设计系助理教授，《韧性城市：现代城市如何从灾难中复兴》（牛津大学出版社，2005）一书的共同编著者
译者：罗震东，南京大学建筑与城市规划学院，副教授；南京大学区域规划研究中心，副主任；国家注册规划师；周洋岑，南京大学建筑与城市规划学院，硕士研究生
原文刊于《国际城市规划》2015年第2期，p30-3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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